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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阅读】地方政府驱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乡村振兴注意力视角的分析

news 2025/5/12 12:28:20

地方政府驱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乡村振兴注意力视角的分析

1.引言

解决“三农”问题长期以来都被摆在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三农”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艰巨性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导向与政策部署具有明显的动态性与情境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整体上消除了农村绝对贫困，“三农”问题的战略导向迈入了新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体现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求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的重要基础在于积极撬动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元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并形成可持续的内生机制。上述做法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至关重要。从乡村振兴的参与主体看，企业不仅是市场主体，更是社会主体。企业在积极对接市场的过程中有效嵌入乡村场域与乡村社会进而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应然性与合法性，也是充分发挥其社会属性与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企业是推动乡村产业再造与内生能力再造的关键组织和关键细胞，系统研究企业参与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对新时期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学术界围绕乡村振兴开展了大量理论研究，相关研究总体上包括三重研究路径。

一是乡村振兴的内涵。
二是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
三是乡村振兴的效果评估和实现路径研究。

不难看出，既有研究虽然对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开展了大量探索，形成了关于乡村振兴“理论内涵-驱动因素-实现路径”的完整研究链条。但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在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方面尚存较大缺口，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企业如何参与乡村振兴。具体而言：一方面，缺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研究，缺乏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典型模式与典型机制的类型化总结；另一方面，缺乏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前置性驱动因素及其传导机理的研究，难以理清企业在乡村振兴推进中的主要角色、关键功能及其价值。特别是，在有为政府驱动的国家治理体系下，地方各级政府是有效激励各类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在上述背景下，探究企业如何参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文立足政府驱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视角，研究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不仅能为验证政府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提供经验证据，也能为有效撬动企业社会属性、推动企业积极嵌入乡村社会提供可行路径。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区别于对乡村振兴内涵与实现路径的一般性或者总体性研究，本文侧重从推进乡村振兴的企业参与视角探究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核心机制，丰富对企业这一乡村全面振兴关键主体角色与功能的研究。第二，本文根据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构造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变量，丰富对地方政府乡村振兴重视程度的测度。而且，本文进一步构建“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战略响应与资源配置-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的研究框架，为丰富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第三，本文进一步丰富了社会媒体关注在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的影响中的作用的研究，既为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利益相关方参与乡村振兴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地方政府立足本地实际、积极发挥各类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H1：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H2a：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会通过强化企业ESG战略推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H2b：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会通过促进企业涉农投资推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H3：媒体关注在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对企业乡村振兴参与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注意力”一词最早是心理学领域的概念，指行为个体对特定事物产生的心理活动的集中性与指向性。随着管理心理学与公共决策理论的发展，“注意力”被逐步引入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在公共决策与行为经济学领域，注意力是决策主体（管理者或行政主体）对特定领域、特定事物发展过程与相关信息有偏地重视的程度。随着有限决策理论的提出，管理学决策大师西蒙认为管理决策主体存在有限理性，难以掌握与决策相关的充分信息，对决策方案的选择取决于决策者本身分配的注意力，因而是有限决策。此后，在公共行政与行为经济学领域，注意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应用。琼斯（2010）进一步将注意力纳入政府决策领域，提出了由注意力驱动的政策选择模型，认为政府的政策将随政策制定者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开展公共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在有为政府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对特定领域以及特定议题的关注会形成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与企业个体注意力不同，政府注意力具有强公共性、强社会性、强信号等特征。而且，政府会根据事物发展状况与发展特征进行注意力指向与注意力强度配置，进而形成面向不同发展阶段的注意力资源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战略，也是地方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地方政府对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各个领域的关注程度会形成独特的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则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战略导向与战略制定方向。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影响企业乡村振兴参与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层面。

第一，根据组织新制度主义理论，组织在既定场域受到不同制度主体的约束和制度压力。Di Maggio and Powell(1983）将制度压力分为规范性同形制度压力、认知性同形制度压力和规制性同形制度压力三类，组织为获取制度场域的合法性会通过战略响应的方式应对多重制度压力。在乡村振兴这一独特的场域，地方政府是乡村振兴的建构者与推进主体，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会形成差异性的注意力导向与注意力强度，进而形成差异性的制度合法性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会强化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制度合法性压力，促进企业积极投入与乡村振兴相关的元素（如以产业振兴为目标的经济责任、以组织振兴与文化振兴为目标的社会责任、以生态振兴为目标的环境责任等）。因此，从组织战略响应视角看，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会强化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强度，推动企业在运营管理过程中积极嵌入乡村振兴战略体系。

第二，根据信号理论，地方政府形成面向乡村振兴的强注意力时，也会形成政府的强公共信号。这种信号表现为政府对乡村振兴的重视程度以及公共资源配置的方向与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一定程度上能够主动感知政府的强公共信号，主动开展相关资源配置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确保企业行为符合制度预期、满足政府公共资源配置的相关要求，为企业经营获取政府关注与政府支持奠定市场信号基础。当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提高时，地方政府对乡村振兴领域公共问题的关注程度更高，政府将会配置更多的公共资源解决阻碍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的公共社会问题。面对该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将通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获取政府公共资源的支持。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

3.实证设计

3.1 模型设定

H1：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Participation_{i j k t} = \alpha_{0} + \alpha_{1} RuralPr_{k t}+ \sum \alpha CV_{i j k t} + Industry_{j} + Year_{t}+ \varepsilon_{i j k t} \tag 1$

H2a：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会通过强化企业ESG战略推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H2b：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会通过促进企业涉农投资推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Med_{i j k t} = \beta_{0} + \beta_{1}RuralPr_{k t}+ \sum \beta C V_{i j k t}+Industry_{j}+\text { Year }_{t}+ \mu_{i j k t} \tag2$

H3：媒体关注在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对企业乡村振兴参与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Participation_{i j k t}= \delta_{0} + \delta_{1} RuralPr_{k t}+\delta_{2} Moder_{i j k t}+ \delta_{3}RuralPr_{i j k t} \times Moder_{i j k t}+ \sum \delta C V_{i j k t}+Industry_{j}+ Year_{t}+ \eta_{i j k t} \tag3$

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2016-2022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Y：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X：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数据来自各地级市和直辖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介变量为企业ESG表现和涉农投资，企业ESG表现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涉农投资数据来自手工收集整理的上市公司投资数据；
调节变量为财经媒体报道，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
其余企业财务数据及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SMAR和CCER数据库。

4.实证分析及结果解释

4.1基准回归分析

表3(1）列是仅控制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说明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研究假说H1得到进一步验证。

为确保参数估计的无偏性，表3(2）列进一步控制了公司特征变量，表3(3）列进一步控制了公司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变量，两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表3(2）列和（3）列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较为接近，可以认为基本控制了影响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的因素。这意味着，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假说H1得证。

4.2稳健性检验

替换X和Y
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替换研究样本
工具变量法。以地形起伏度为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工具变量

4.3作用机制分析

由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形成的制度合法性压力和信号传递机制，有助于企业提升ESG战略表现，积极承担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层面的责任。这意味着，企业在乡村会更加注重与多元主体的利益绑定和融合共生，在此情景下企业更有可能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为检验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提升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江艇（2022）的做法，基于（2）式进行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1)～(4）列所示。

表7(1）列的机制变量是ESG表现，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积极提升ESG表现；表7(2）列的机制变量是环境表现，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积极提升环境表现；表7(3）列的机制变量是社会表现，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积极提升社会表现；表7(4）列的机制变量是治理表现，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积极提升公司治理表现。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企业ESG表现是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驱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机制，而且在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中，社会表现维度是最重要的作用机制，研究假说H2a得证。

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反映了政府对乡村发展的关注程度和政策倾斜力度，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政府的关注和承诺不仅体现了对乡村问题的重视，同时也向企业和社会传递了积极的信号，表明乡村市场具有潜在的增长机会和投资价值。因此，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引导企业在农业及相关领域投资，进而深入参与乡村振兴。企业在农业及相关领域的投资，不仅能带动乡村的经济增长，还能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升级，推动农业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企业在农业及相关领域的投资还具有示范和带动效应。企业的投资不仅能带来资本和技术，还能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市场运作模式。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乡村振兴。对企业涉农投资这一机制的检验结果如表7(5）列所示。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企业在农业及相关领域的投资，涉农投资是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驱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假说H2b得证。

5.进一步分析

5.1 调节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媒体关注在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影响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3）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不同情感倾向的媒体报道可能会在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的影响中发挥不同的调节效应，本文在回归中还将媒体关注划分为正面媒体报道和负面媒体报道，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1)～(3）列的调节变量分别为财经媒体报道、财经媒体正面报道、财经媒体负面报道。可以发现，财经媒体报道、财经媒体正面报道、财经媒体负面报道变量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媒体关注可以提升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与财经媒体报道的交互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与财经媒体正面报道的交互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与财经媒体负面报道的交互项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媒体关注在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而且财经媒体负面报道的调节效应略小于正面报道的调节效应，研究假说H3得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