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的法律属性与保护路径探析

作者：邱戈龙、黄丽璇

上海商业秘密律师

广东长昊律师事务所

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在法学理论和实务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其法律属性的界定直接影响着保护路径的选择与保护力度的强弱。从历史发展来看，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经历了从契约理论到财产理论，再到知识产权理论的演进过程，这一演变轨迹反映了法律对市场竞争秩序保护需求的回应。

在契约理论框架下，商业秘密保护依赖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这种保护模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美国早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契约理论难以应对第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情形。随着商业实践的发展，财产理论逐渐被接受，商业秘密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财产权益。这种理论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限制，将保护范围扩展至非合同当事人。然而，商业秘密的无形性、非排他性等特点又使其与传统财产权存在显著差异。

我国《民法典》将商业秘密明确纳入知识产权范畴，这一立法选择既符合TRIPS协议的国际惯例，也契合商业秘密作为智力成果的本质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秘密与其他知识产权相比具有独特之处：它不需要公开，反而以保密性为存在前提；它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允许他人通过独立研发等正当途径获得相同信息。这些特性决定了商业秘密保护需要特殊的法律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商业秘密案件的审理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裁判思路。法院首先要求权利人明确秘密点的具体内容，这成为整个诉讼的基础。在"深圳市智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案"中，法院特别强调了对算法组合方式的保护，体现了对技术秘密实质的精准把握。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现行法律已经建立了有利于权利人的规则体系，权利人在证明初步事实后，举证责任即转移至被控侵权人。

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判断是案件审理的关键环节。就秘密性而言，法院不仅关注信息是否被普遍知悉，更重视获取该信息的难易程度。在"通用公司诉西安九翔案"中，技术手册因包含非公知的技术细节而被认定具有秘密性。价值性要件的认定则呈现扩大化趋势，潜在的商业价值同样受到保护。保密措施的合理性判断采取个案审查原则，需要综合考量信息性质、商业价值等因素。

立法层面的变化反映了保护力度不断加强的趋势。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了法定赔偿上限。2020年的司法解释则细化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规则，特别是明确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情形。这些修改既是对国际经贸压力的回应，更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自我完善的表现。

对企业而言，建立健全的商业秘密保护机制至关重要。完善的保密协议、合理的权限管理、必要的技术防护措施构成了防御体系的基础。在维权过程中，灵活运用行为保全等程序性措施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也要注意平衡保护与竞争的关系，避免滥用权利阻碍正常的人才流动和技术交流。

当前，商业秘密保护仍面临诸多挑战。数字化背景下，电子侵入等新型侵权手段层出不穷；全球化环境中，跨国商业秘密保护需要更有效的国际合作。未来立法应当进一步细化保护规则，同时为司法裁量保留适当空间，以实现保护创新与促进竞争的动态平衡。